前言：
1937年七月，柏林总理府内，希特勒背着手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。
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以来，德国在这场战争中感到前所未有的困扰。
作为一个野心勃勃的政治家，希特勒深知地缘政治的复杂性。
一方面，日本是德国在《反共产国际协定》中的重要盟友，双方在对抗苏联的共同利益下走到了一起；
另一方面，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和资源供应地，对于德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。
中国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钨矿和猪鬃的出口国，钨矿是造飞机坦克不可缺少的金属，而毛刷是保养武器不可或缺的工具，当时毛刷以猪鬃毛刷品质最高。
这些都是重要的战略物资，更重要的是，中国军队中大量使用德式装备，德国军事顾问团在中国的影响力不容小觑。
然而，随着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，德国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两难境地。
如果完全倒向日本，德国将失去在华的巨大经济利益和战略影响；
如果支持中国，又会破坏与日本刚刚建立的军事同盟关系。
在这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，希特勒想扮演调停者的角色，既能维护与日本的关系，又能保持在华利益。
这个任务，交给了德国驻华大使奥斯卡·保罗·陶德曼。
1.
1937年8月，中日战争刚刚全面爆发一个月，陶德曼就接到了来自柏林的密电。
电报的内容简洁而明确：希望德国政府出面调停中日冲突，以维护远东和平与德国利益。
作为德国在华的最高外交代表，陶德曼被委以重任，成为这次调停行动的核心人物。
陶德曼并非等闲之辈。
这位1877年出生的外交官，曾经担任过德国驻苏联大使，在处理复杂国际关系方面经验丰富。
自1931年担任德国驻华大使以来，他对中国的政治军事情况了如指掌，与国民政府高层保持着良好的关系。
更重要的是，他深知中国人的心理特点和谈判风格，这为即将开始的调停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。
但是，陶德曼心里清楚，这次任务的难度超乎想象。
中日两国的矛盾由来已久，特别是"九一八事变"以来，日本的步步紧逼已经让中国忍无可忍。
蒋介石政府虽然一直避免全面战争，但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使得妥协已经不再可能。
日本方面更是态度强硬，认为只要再施加一点压力，中国政府就会彻底屈服。
9月初，陶德曼开始了他的调停工作。
他首先拜会了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，试探中国政府的真实态度。
王宠惠在会谈中表现得相当谨慎，既不完全拒绝谈判的可能性，也不表现出过分的热情。
"中国政府一向主张和平解决争端，"王宠惠对陶德曼说道，"但和平必须建立在平等和尊严的基础上。"
接下来，陶德曼又秘密会见了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。
川越茂的态度则截然不同，他坚持认为中国必须承认"满洲国"的合法性，接受日本在华北的特殊地位，并支付巨额战争赔款。
听了日本狮子大开口的条件，陶德曼就知道，调停工作面临的困难比想象中更大。
2.
1937年10月，淞沪会战正在激烈进行，上海滩硝烟弥漫，中国军队正在进行殊死抵抗。
在这种背景下，陶德曼的调停工作显得更加紧迫。
德国外交部不断发来电报，要求他加快调停进度，因为战争的持续进行正在损害德国在华的经济利益。
陶德曼决定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。
他利用自己与国民政府高层的良好关系，直接拜会了蒋介石。
这次会面是在重庆的一个秘密地点进行的，参加会谈的还有中国外交部的几位高级官员。
蒋介石在会谈中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成熟和理性。
他向陶德曼详细阐述了中国的立场："中国并不寻求战争，我们也愿意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。但是，任何和平都必须以公正为基础。日本的要求实际上是要求中国放弃国家主权，这是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接受的。"
蒋介石进一步指出："如果日本真心希望和平，就应该撤回到卢沟桥事变之前的状态，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谈判。如果他们坚持以武力威胁作为谈判的前提，那么中国只能奉陪到底。"
这番话让陶德曼深受触动。
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外交官，他能够感受到蒋介石话语中的真诚和坚定。
这不是一个软弱政府的虚张声势，而是一个民族在面临生死存亡时刻的坚定意志。
随后，陶德曼又多次与日本方面接触，试图软化日本的立场。
但是，日本军界和政界的态度异常强硬。
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甚至公开宣称："中国问题只能用武力解决，任何外交调停都是徒劳的。"
11月中旬，南京保卫战即将打响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命运普遍担忧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陶德曼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：日本暂停军事行动，中日双方在德国的斡旋下举行秘密谈判，讨论停战条件。
这个提议得到了中国方面的谨慎支持，但日本的回应却让人失望。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给陶德曼的照会中明确表示："日本帝国的耐心是有限的，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在年底前接受我们的条件，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。"
3.
1937年12月，南京陷落，中国政府迁都重庆。
这一重大军事挫败并没有摧垮中国的抵抗意志，相反，它进一步激发了全民族的愤怒。
在这种背景下，陶德曼的调停工作变得更加困难。
德国外交部对陶德曼施加了更大的压力。
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在给陶德曼的电报中写道："元首对远东局势的发展极为关注，希望你能尽快取得突破性进展。德国的国际声誉和在华利益都取决于这次调停的成功。"
面对来自柏林的压力和中日双方的强硬态度，陶德曼决定做最后一次努力。
1938年1月，他提出了一个更加具体的调停方案：
1. 中日双方立即停火，日军停止推进
2. 中国承认"满洲国"的现状，但日本不再要求中国正式承认其合法性
3. 华北设立非军事区，由国际力量监督
4. 中国向日本支付有限的战争损失补偿，而非巨额赔款
5. 中日签署全面的友好条约，确保长期和平
这个方案在当时看来已经是最大限度的妥协，它既考虑了日本的部分要求，又保住了中国的基本尊严。
陶德曼满怀希望地将这个方案分别提交给中日双方。
中国方面经过激烈讨论后，表示可以考虑这个方案作为谈判的基础。
蒋介石在给陶德曼的回复中写道："为了东亚的和平，中国政府愿意做出必要的牺牲，但这种牺牲必须是相互的。"
然而，日本方面的反应却让所有人大失所望。
日本政府不仅拒绝了这个方案，反而提出了更加苛刻的条件：中国必须完全承认"满洲国"，华北必须实现"自治"（实际上是日本控制），中国还要支付全部战争费用，并允许日本在华自由驻兵。
这些条件实际上要求中国完全放弃国家主权，任何一个有尊严的政府都不可能接受。
陶德曼意识到，调停工作已经走到了绝境。
4.
1938年2月10日，陶德曼接到了来自柏林的紧急召回令。
希特勒要求他立即回国，就调停工作的进展进行详细汇报。
这个消息让陶德曼既感到解脱，又充满了忧虑。
解脱的是，他可以暂时摆脱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；忧虑的是，他必须向元首解释调停失败的原因，而这可能会引起希特勒的极度不满。
2月13日，陶德曼乘坐的德国军用运输机降落在柏林滕佩尔霍夫机场。
机场外早已等候着外交部的工作人员，他们的脸色都很严肃，这让陶德曼预感到即将到来的汇报不会轻松。
当天晚上，陶德曼在外交部与里宾特洛甫进行了预备性会谈。
里宾特洛甫开门见山地问道："陶德曼，你的调停工作为什么没有取得成功？元首对此极为关注。"
陶德曼如实汇报了中日双方的态度和谈判过程，特别强调了日本方面条件的苛刻和中国方面的坚定抵抗。
里宾特洛甫听完后眉头紧锁，显然对这个结果很不满意。
"你明天必须向元首详细汇报，"他最后说道，"希望你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。"
2月15日上午10点，陶德曼走进了总理府的会议室。
希特勒已经在那里等候，身边还坐着几位军方和外交部的高级官员。
希特勒看上去心情不佳，他没有起身迎接陶德曼，只是冷淡地点了点头，示意他坐下开始汇报。
陶德曼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开始了他的汇报："我的元首，经过七个月的努力，我必须遗憾地报告，中日调停工作已经失败。这个失败不是因为德国外交的无能，而是因为双方的分歧实在太大，已经超出了外交手段能够解决的范围。"
希特勒没有说话，只是用他那双锐利的眼睛盯着陶德曼，示意他继续。
"日本方面的条件极其苛刻，"陶德曼继续说道，"他们实际上要求中国完全放弃国家主权。这种要求不仅中国政府无法接受，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民族都无法接受。"
"那么中国方面呢？"希特勒终于开口问道，声音低沉而威严。
"中国方面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坚定和团结，"陶德曼回答道，"蒋介石政府虽然在军事上处于劣势，但抵抗意志极其坚定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抵抗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。我在中国生活了七年，从未见过中国人民如此团结一致。"
听到这里，希特勒的表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
他向前倾了倾身子，显然对陶德曼的话产生了兴趣。
陶德曼察觉到了希特勒的反应，决定更加直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："我的元首，通过这次调停工作，我深刻地认识到了一个事实——中国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软弱、分裂的国家。面对外敌入侵，他们表现出了惊人的团结和决心。这个民族的意志力和承受能力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。"
会议室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。
陶德曼继续说道："更重要的是，中国拥有巨大的战略纵深和人力资源。即使日本占领了中国的主要城市，也无法征服整个中国。这场战争很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，而长期战争对任何一方都是灾难性的。"
希特勒突然站了起来，走到窗边，背对着会议室里的人。
陶德曼知道，这是元首深思的标志。
几分钟后，希特勒转过身来，他的脸色变得非常严肃。
"陶德曼，"希特勒缓缓开口，声音中带着一种陶德曼从未听过的沉重，"你是在告诉我，我们一直低估了中国？"
"是的，我的元首，"陶德曼坚定地回答道，"我们确实低估了中国。这个古老的民族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，爆发出了令人震惊的力量。"
希特勒沉默了很长时间，整个会议室里的气氛变得异常压抑。
最后，希特勒说出了那句让陶德曼终生难忘的话：
"如果连这么落后的亚洲国家都能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民族意志，我们需要调整对他们的政策了。"
5.
希特勒的这句话说完后，整个会议室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。
陶德曼能够感受到，这句话对在场所有人产生的震撼。作为纳粹德国的最高领袖，希特勒一向以种族优越论为基础制定政策，而现在，一个"落后的亚洲国家"的表现竟然让他开始质疑自己的基本判断。
里宾特洛甫首先打破了沉默："我的元首，也许我们应该重新评估我们的远东政策。如果中国真的具有如此强大的抵抗能力，那么支持日本可能并不符合德国的长远利益。"
希特勒没有立即回应，而是重新坐下，陷入了深深的思考。
几分钟后，他抬起头看着陶德曼："你在中国的这些年里，对中国军队有什么观察？"
陶德曼想了想，谨慎地回答道："中国军队在装备上确实落后，但他们的战斗意志极其顽强。特别是在淞沪会战中，中国军队面对日军的海空优势，仍然坚持了三个月。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，即使是德国军队也必须承认。"
"更重要的是，"陶德曼继续说道，"中国有着四亿人口和广阔的国土。即使日本占领了东部的富庶地区，中国仍然可以依托西部的山区继续抵抗。这种地理优势是任何外来侵略者都难以克服的。"
希特勒点了点头，显然在认真考虑陶德曼的话。
他转向军方代表，问道："从军事角度看，如果德国面对类似的情况会如何？"
陆军参谋长贝克将军沉思片刻后回答："元首，如果我们面对一个拥有巨大纵深和坚强意志的敌人，即使我们的装备和训练占优势，也必须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。而长期作战对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源都是巨大的消耗。"
这番话显然触动了希特勒的神经。
他开始在房间里踱步，这是他思考重大问题时的习惯动作。突然，他停下脚步，直视着陶德曼："你认为日本能够征服中国吗？"
陶德曼毫不犹豫地回答："不可能，我的元首。日本可能会赢得一些战役，占领一些城市，但要征服整个中国是不可能的。中国的抵抗只会越来越强烈，而日本的资源则会越来越稀缺。这场战争的结局只能是日本的失败或者双方的精疲力竭。"
希特勒再次陷入沉默。
这次沉默持续了将近十分钟，在场的所有人都能感受到元首内心的震动。
最后，希特勒缓缓开口："如果中国能够抵抗日本的进攻，那么其他被我们视为劣等的民族是否也具有同样的潜力？"
这个问题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不寒而栗。
希特勒的话暗示着，他开始质疑纳粹意识形态的基本假设——种族优越论。
陶德曼意识到这是一个关键时刻，他必须谨慎地回答这个问题："我的元首，每个民族在面临生存威胁时都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。这种力量不是来自种族的优劣，而是来自对生存的本能和对家园的热爱。"
希特勒深深地看了陶德曼一眼，然后突然宣布会议结束。
"我需要时间思考这些问题，"他说道，"陶德曼，你写一份详细的报告，包括你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预测。我要重新评估我们的远东政策。"
6.
会议结束后，陶德曼回到外交部，开始撰写希特勒要求的详细报告。
这份报告后来被称为《陶德曼中国评估报告》，成为德国重新制定远东政策的重要依据。
在这份长达50页的报告中，陶德曼详细分析了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和社会状况。
他指出，中国虽然在现代化程度上落后于西方，但具有巨大的潜力和顽强的生命力。
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的民族团结和牺牲精神，证明了这个古老民族的强大韧性。
报告的核心观点是：德国不应该低估任何民族的意志力和潜能，特别是当这个民族面临生存威胁时。
陶德曼在报告中写道："历史告诉我们，任何试图征服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广阔纵深的国家的行为，最终都会以失败告终。中国的例子再次证明了这一点。"
更重要的是，陶德曼在报告中暗示，德国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应该更加谨慎，不能仅仅依靠军事优势和种族偏见，而应该充分考虑目标国家的民族特性和抵抗能力。
这份报告在德国高层引起了激烈讨论。
一些军方领导人认为陶德曼过于悲观，高估了"劣等民族"的能力；但也有一些理性的声音认为，陶德曼的分析很有道理，德国确实需要重新评估自己的对外政策。
希特勒对这份报告的反应耐人寻味。
据当时在场的秘书回忆，希特勒仔细阅读了整份报告，并在边缘写下了许多批注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报告结尾处的一句话旁边，希特勒写道："值得深思。"
7.
《陶德曼中国评估报告》提交后不久，德国的远东政策开始发生微妙而重要的变化。
最明显的变化是德国开始从中国召回军事顾问团，并停止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。
这个决定表面上是为了不再刺激日本，但实际上反映了德国对整个远东局势的重新评估。
同时，德国也开始重新考虑与日本的军事合作关系。
虽然《反共产国际协定》仍然有效，但德国对日本征服中国的能力产生了怀疑。
希特勒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道："如果日本连中国都无法征服，那么他们在对抗苏联时又能发挥多大作用呢？"
这种政策转变的最重要体现是德国开始加强与苏联的秘密接触。
1939年8月签署的《苏德互不侵犯条约》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希特勒对中国抵抗能力的重新认识。
如果连"落后的中国"都能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抵抗意志，那么苏联这样的大国在面临攻击时会有怎样的反应，就成了一个需要谨慎考虑的问题。
陶德曼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："我的那次汇报可能改变了希特勒对世界的基本认识。
他开始意识到，民族意志的力量远比他想象的要强大，而这种认识最终影响了德国的整体战略。"
8.
1945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，纳粹德国彻底失败。
陶德曼作为战犯被盟军逮捕，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接受审判。
在法庭上，当检察官问及他对纳粹政策的看法时，陶德曼提到了1938年那次关键的汇报。
"我曾经试图让希特勒认识到，任何民族在面临生存威胁时都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，"陶德曼在法庭上说道，"中国的抵抗让他开始质疑种族优越论的基础，但可惜这种反思来得太晚了。"
陶德曼的证词引起了国际史学界的广泛关注。
许多历史学家认为，1938年的那次汇报可能是希特勒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节点。
虽然这种转变没有阻止战争的爆发，但它确实影响了德国的战略决策。
中国史学家对陶德曼的评价相对复杂。
一方面，他作为纳粹德国的外交官，参与了德国的对华政策制定；另一方面，他对中国抵抗意志的准确判断和客观报告，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国赢得了国际尊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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