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虽然经历了276年的辉煌历史，但却从未出现过后宫干政的情况，这在中国封建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。相比之下，清朝的慈禧、以及其他多个朝代的后宫人物，都曾通过干预朝政掌握大权。那么，为什么明朝没有出现这样的现象呢？虽然明朝未曾出现后宫实际干政的局面，但却有一位妃子曾试图掌握权力，她便是李选侍。然而，最终她的野心被证明是自不量力。
明朝自建国之初，就明确规定了不允许后宫干政的规矩。这一制度的建立显然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。在中国古代历史中，许多朝代的规矩虽有，但随着皇帝的死亡或权力的真空，这些规矩便容易成为废纸。然而，令人意外的是，朱元璋的这一禁令却始终伴随着明朝的统治，没有被轻易打破。
展开剩余82%这个现象的背后，有着一定的历史原因，尤其是明朝前几任皇后，堪称楷模级人物。朱元璋的马皇后，是与其共同开国的贤妻，她的忠诚和智慧是无可挑剔的。而朱棣的徐皇后，同样令人敬佩。朱棣虽然通过发动靖难之役起家，但徐皇后始终以身作则，展示出坚韧与明智。接着是朱高炽的张皇后，她聪明能干，且长寿至朱英宗即位时才去世，这种长时间的稳定政局也对后宫权力产生了制衡。
有趣的是，明英宗的张太皇太后与孙太皇太后也未曾试图干政。张太皇太后在明英宗年幼时，虽然全权代理朝政，但她没有过度介入，始终保持了一个“稳守规矩”的态度。而当明宣宗时期，孙皇后更是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远见，在国家危急时刻选择支持明宣宗庶子朱祁钰继位，而非支持幼年英宗的亲生儿子，这一抉择再次体现了后宫的谨慎与克制。
正是这些历史上的先例，使得后来的妃子们对干政的念头产生了顾虑。毕竟，如果没有一个年幼的皇帝，后宫便没有实际操作的空间。因此，只有三位年幼继位的皇帝才成为后宫可能干政的潜在对象——明英宗、明神宗、以及明熹宗。
首先，明英宗遇上的是德高望重的张太皇太后和孙太皇太后，她们自觉遵守祖训，绝不插手政务。而明神宗的母亲李太后，来自商人家庭，深知自己身份的局限，因此她将大权交给了首辅张居正，才有了“万历中兴”的局面。可惜的是，明熹宗的母亲李选侍与前两位完全不同，她与朱常洛关系紧密，而朱常洛的生死对她的权力野心有着巨大的影响。
提到明光宗朱常洛，这位皇帝的死可谓十分离奇且充满了政治意味。他虽然是太子三十八年，但却只做了一个月的皇帝。在他即位的当天，郑贵妃送来了八位美女，寓意她的政治压力与争斗。郑贵妃与朱常洛的母亲王恭妃一直有着矛盾，这其中的原因可追溯到王恭妃的出身问题，李太后与她同样来自宫女出身，因此她的权力欲也促使她加大对王恭妃的打压。
朱常洛在经历了宫廷内外的权斗后，终于在郑贵妃的阴谋中承受了生命的终结。原本朱常洛留下了遗诏，计划册封郑贵妃为太后，但这一计划始终未能实现，而郑贵妃的失宠让她最终沦为冷宫之主。而此时的李选侍，也因她的野心显得愈加危险。她不仅强行要求朱常洛册立她为皇后，更在朱常洛奄奄一息时试图控制明熹宗，显然她对权力的渴望早已超越了正常的妃嫔角色。
然而，这一切并没有持续太久。在李选侍试图借控制明熹宗来攫取更多权力时，群臣和一些朝廷高层人士并未允许这一切发生。司礼监的太监王安成为了关键人物，他帮助明熹宗脱离李选侍的控制，最终成功将他扶上了皇位。尽管如此，登基的过程中，依然要经过一系列的流程和仪式。为了防止李选侍的干预，明熹宗被暂时安排在慈庆宫，而非乾清宫，这一安排实际上也是避免李选侍继续施加影响。
五天后，李选侍被迫迁移至哕鸾宫，这一宫殿本是专为老年妃嫔准备的“养老之所”。李选侍的迁移，实际上是朝廷群臣和新帝联合施压的结果，他们通过对她的谴责和公开的舆论压力，将她赶出了权力中心。而群臣对她的谩骂，甚至将她与历史上的武则天相提并论，暗示她不仅可能祸乱朝廷，还有可能对年轻的皇帝明熹宗产生不正当影响。
李选侍的结局也充满了争议，尽管她早年因朱常洛宠爱而高高在上，但最终她的政治野心却被历史的车轮碾过。她活到了康熙十三年，期间经历了无数的波折。她的落幕，是明朝历史中的一大变故，有人认为这是朝廷稳定的象征，但从长远来看，也可能埋下了日后魏忠贤等权臣崛起的隐患。李选侍的故事，无疑是一个关于权力与欲望的悲剧，也提醒我们，任何时候，权力斗争背后都隐藏着更深层的政治博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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